《大宅门》背后，是一场真实的背叛往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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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叉少
来源 | 往事叉烧
ID | wschashao
九十年代，《大宅门》导演郭宝昌组织了一次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大聚会。
他带了剧本到宴席上，原本只想顺便让张艺谋看看，没想到变成了那场聚会谈论的焦点。
田壮壮忽然说：“我建议咱们每个人在里头串个角色给宝爷助威。”大家讨论决定拍摄期间半年之内，每人来客串一天，提前三天报备郭导。
张艺谋又补充：“咱们说的一天的概念不是正常工作时间，而是二十四小时之内，您随便用。”
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们，正是风头最盛的时候，不要说义务客串，就是重金聘请，也没有一个戏花得起这个钱。
话传到投资商耳朵里，命令郭宝昌一定要将客串演员写进合同，用来宣传。
郭宝昌拍片心切，万般无奈，只好把哥几个凑一起签了一个名为“走到一起来”的合约，由凯歌牵头，底下有艺谋、壮壮、何群、姜文、侯咏、顾长卫、吕乐等一连串的名字。
愿意义务帮忙客串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《大宅门》这个本子，郭宝昌想了不止40年。
《大宅门》讲的是老北京百年药铺百草厅的故事。现实中的百草厅，是大清末年的同仁堂，也是郭宝昌的家。
只不过，他是被买进门的。
郭宝昌原名李保常，1940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。旧北平到处都是日本人，老百姓吃了上顿没下顿。
生母没辙，为了80大洋把他卖到河北沙城。他三姨知道了，又借贷赎回，转手卖给京城郭家赚差价。
郭宝昌最初的记忆里，自己的母亲叫郭榕，是同仁堂乐家四爷乐镜宇的二房太太。对应到剧里，郭榕成了香秀，乐镜宇成了白景琦，郭宝昌自己成了李天意。
郭榕走进大宅门，也是因为贫穷。她原本是被卖到同仁堂老太太身边使唤的抱狗丫头，26岁那年，已是70岁高龄的乐镜宇看上了她。
为了在乐家立足，郭榕把养子郭宝昌领进大宅门，教他怎样“当个爷”。
别人家的小孩还在院里捏泥巴的时候，郭榕就训练郭宝昌抽烟、喝酒、票戏、拳击、看芭蕾，给他换了一辆又一辆自行车，放任他晚不睡早不起，还说：“没这手功夫，你就对付不了酒席宴上那帮混蛋。”
养父乐镜宇很疼爱这个养子，给他亲自改了名字，“保常”变为“宝昌”。
宝昌没事就钻进乐镜宇房里听故事，听他讲自己如何在家族中无法无天，气走几位教书先生，又如何被一位文武双全的师父所收伏。
《大宅门》前40集的故事，就是这么从养父那听来的。
即使有养父的关爱，在同仁堂待的时间长了，宝昌还是渐渐感受到了自己在同仁堂里的地位。
他并非正牌的少爷，而是养母贫寒的娘家人，少爷小姐瞧不起他的出身。
16岁那年，他对自己的命运产生好奇，便背着养母找到一个算命很准的先生。
先生说的头一句话是：“你自幼父母双亡”。郭宝昌很警觉，问他从哪听来的这些事。算命先生告诉他，不信就走。
接着，他又说了很多郭宝昌觉得费解的话。
他说郭宝昌23、24岁有牢狱之灾，中年没有钱花。郭宝昌心想真可笑，我家财万贯，怎么可能混得那么惨？
嘴上说不信老头说的话，他回了家就将到处听来的身世捋出了一篇作文。
养母看见这篇作文里对于自己早年“抱狗丫头”的描述，气得把文章烧了，还辞退了嘴不严的丫鬟。
郭宝昌对同仁堂的第一次书写，就如此夭折了。
1959年夏天，郭宝昌到了报考大学的年纪，那时新的政治风貌已经形成，同仁堂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。
他想考北大的中文系和复旦的新闻系。别人听说后，对他说：“新闻是无产阶级党的工具，怎么可能让你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狗腿子，去搞党的新闻？”
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系主任田风看中了这个学生。田风对学校打保票：“我是工农阶级出身，我来改造他。”
因为这句话，十年动乱把两个人都卷了进去。郭宝昌被定为“反动学生”，田风也受到了迫害。
当时郭宝昌正在写《大宅门》的小说，写到三分之二被没收，罪名是为资本家著书立传。他等待着学校的处理，做的是刷厕所、扫剧场、刷油漆、刷汽车、称煤球的活儿。
有天下午6点，他从煤球厂出来，和田风老师撞见，两个人都低着头，田风老师已经瘦得脱了相，郭宝昌就这么走了过去。没想到那竟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。
一年过后，田风老师与世长辞。那年春节，已经在南口农场劳动改造半年的郭宝昌回家过年。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出身，他反复逼问养母郭榕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
郭榕告知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南口农场，告诉组织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他以为自己的这种投机能得到好处，没想到管理人员说：“你就是吃剥削饭长大的，你的骨子里就是渗透者资本主义的罪恶，你浑身都长了反骨，所以出身对你没有关系。”
郭宝昌当时太恐惧了，只想更彻底地摆脱这种身份，于是逼养母交出全部家财，这是一个25岁的青年在那个年纪证明自己立场的唯一手段。
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动员工作，郭榕才答应放弃一半股息。但郭宝昌觉得还不够，于是再次劝说。
养母翻脸了，她感受到了巨大的侮辱：“宝昌，你觉得有这么一个资本家的妈不光彩是吗？你可以不认我，自食其力成你的家，过你的日子去。我是不会交的。”
郭宝昌觉得养母是在逐他出家门，拿起破书包就走，临出门前摔下一句话：“我永远不会再回这个家！”
4年的劳改生活里，郭宝昌每天都要做极为繁重的体力活，扛的麻袋有118斤重，睡眠时间严重不足。
同队的小青年感觉日子太难捱，听说郭宝昌读过不少书，便把他弄到小黑屋里，用茶点和水果招待他，让他讲《基督山恩仇记》和《悲惨世界》。
结果听的人越来越多，消息传了出去，这种行为很快被禁止了。
某一天，他感觉自己实在无法忍耐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，想到了离开这个世界。
自杀之前，他把自己蒙在被子里，掏出缝在衣服里的女朋友照片，撕吧撕吧吞到了肚子里。
接着他找到了一颗杨树，正准备搭绳子的时候，七八个手电筒照过来，问他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郭宝昌撒谎说：“我上厕所。”
在尿池子里等了好久，那帮人非但没走，还坐在附近的土坡上聊上了。
他折回屋子里准备再试一回，结果那帮人又出现了。郭宝昌心想去他的吧，老子不死了，钻回被窝，十分钟就睡着了。
就这样耗到了1969年，学校终于派人来接他们这些学生了。对方一伸手，说：“郭宝昌同志”，他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，卷起一床破烂儿就上车了。
三月份，他到了张家口四六一九部队干校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矜持，说话、行动都逐渐嚣张起来。
结果在抓“五一六”的运动中，郭宝昌又被抓上了审判台，连女友都被逼着揭发他的罪行。
那是他最昏暗的时期，他只觉得前途一片渺茫。而这时竟然有一位少年时代的老友来看他，告诉他养母的近况：“你母亲因为想你，哭得双目已近失明啊！”
他按捺不住情绪，跟连队请假回家。鉴于养母资本家的身份，他编的理由是探望亲生母亲。
一回到家，两个人便抱在一起，郭榕的头抵在他的肩上，轻轻地说：“不许哭，不许哭，我的眼睛不行，不能哭……”
郭宝昌用力咬着舌头，不让眼泪掉下来。他在家里待了两天，娘儿俩不提过去，不说未来，他只是一味地讲笑话哄养母高兴。
第三天，他不得不告诉养母，自己要去寻找生母，因为这是跟连队请假用的借口。此时郭榕已经跟他说过生母的下落，他轻而易举便能找到家门。
郭宝昌以为养母会理解他的行为，结果她完全不能接受，两眼发直地冲他喊：“狼，一只养不熟的狼”。
1973年，干校解散，郭宝昌被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。33岁的他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
他组建了家庭，做了程英的副导演，更重要的是，他终于有了时间和精力重新写《大宅门》。
此时郭榕与郭宝昌的关系已达到了冰点，郭榕坚决反对他把同仁堂家族的事情公之于众，“这不是自曝家丑吗？”
她不再表达对儿子的依恋，反而对孙子疼得过分，数九寒天，她每天夜里三点去春明食品店排队买面包，惯得小孩子除了高级面包什么都不吃。
后来郭宝昌和第一任妻子的感情破裂，小孩被母亲带走，郭宝昌最重视的《大宅门》手稿也被妻子烧了。
郭宝昌一下子变为了孤家寡人，而这时，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走进了广西电影制片厂。
他们的毕业作《红象》在厂里播放，几个画面出来郭宝昌就傻了，“中国什么时候出了这些天才，这是一群什么人拍的？”
这些年轻人很快成立了青年摄制组，选定的第一个剧本是郭小川长诗改编的《一个和八个》。
样片拍摄出来，“八一”厂的一位老演员气鼓鼓地说：“拍的这叫什么？黑糊糊什么也看不清。”郭宝昌看了之后却觉得“好得不得了”，认为中国电影需要这样的叛逆，年轻人就应该有这种创新精神。
为了让影片顺利上映，他亲自给生产办主任写信，又在厂长和书记面前给片子好一通夸。电影局的人说什么也不通过，郭宝昌就和他大吵一架。
种种努力之下，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才得以见世。从此，他们都称郭宝昌为宝爷。
到了90年代，郭宝昌积累了一些人脉和经验，又凭着记忆将被毁掉的剧本拼凑起来，将它起名为《乐家同仁堂》。
乐家的人听说之后，提出了意见：“你是乐家的人，但你没有乐家的血统，不能叫这个。”
于是郭宝昌把同仁堂改成百草厅，将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模糊处理，最后是“七分真，三分假”。
1995年，郭宝昌选上了一家投资商，终于迎来了拍摄《大宅门》的机会。第五代导演们为了报恩，主动提出一同义务客串。
结果刚拍三集，投资方由于资金问题被迫下马。戏拍不成，剧本版权也困在了合同里。
这件事给郭宝昌带来了沉重的打击，他四处找投资商，期望拍摄可以接续下去。
有老板愿意见他，说要他拉一两个演员喝顿酒，但酒喝完了，再也找不到人影了。
四年过去，他见了80多个投资商，尽数黄了。有人不希望郭宝昌来当导演，去问张艺谋是否愿意。张艺谋反问回去：“你清楚我和郭导的关系吗？”
2000年，郭宝昌已经60岁了，某一天制片人俞胜利找到他，说央视想独家投资重拍《大宅门》。
郭宝昌对这个机会很珍惜，特意去内联升给演员们买了道具鞋，又到潘家园去找陈宝国磕烟袋的大痰盂，要记忆中家里那种铜的，高的。
备选演员们看过了剧本，都纷纷表示对角色很感兴趣，可郭宝昌对演员的挑剔程度比道具更甚。
初次投拍时，大女主白文氏的角色是郭宝昌的妻子柳格格来演的。
这回央视推荐了斯琴高娃，郭宝昌不同意，“我刚和她演过戏，《日落紫禁城》她演慈禧，她那么胖，绝对演不了二奶奶”。
这话传到斯琴高娃耳朵里，她一咬牙，一个月减了十八斤。
杨九红的角色选定也经历了一番波折。本来这个角色是蒋雯丽演的，到了第二回，蒋雯丽提出来要换一个戏份很少的角色——嫁给照片的白玉婷。
央视推荐何赛飞来填这个空档，郭宝昌一听就急了，“咱们这是老北京的戏，何赛飞一个唱越剧的、小百花的南方人，肯定不行”。
何赛飞和斯琴高娃一样看重这个角色。第一次试戏，她像疯了一样去撕扯孝服，卖力演出杨九红绝望痛苦的一面。
直到喊了卡，她还在声嘶力竭，只感到全身发麻，站立不稳。郭宝昌这才认可了这个演员。
每一位出演《大宅门》的演员，不分角色大小，都付出了不少心思。
陈凯歌为了演清朝戏把长发剃成光头；张艺谋拍了一天觉得自己没入戏，要重拍；姜文一场五分半钟的台词练了一天，一条拍下来无一错处。
主演陈宝国有时候一天要拍70多个镜头，作息完全紊乱，只能每晚吃安眠药入睡。
有一次组里的演员约好了去打麻将，到点了“三缺一”，不见陈宝国出现。
雷恪生去到他房间门口打电话，发现手机就在里面响。他心想坏了，这不是出了什么事吧，就从阳台爬了进去。他使劲拍陈宝国，半天才拍醒过来，原来是安眠药吃多了。
《大宅门》播出后，以平均15.01%的收视率创下了新世纪以来的新高，还在香港翡翠台黄金时间播出。
同仁堂家族看到了这个剧，认为他在“扬家丑”，对公众表态道：“这个剧写的不是同仁堂”。
第一部拍摄完，郭宝昌又开始拍摄第二部。对于家族中人的反对，他面向公众说：“不肖子孙郭宝昌对不起列祖列宗了！”
“为了事业，忠孝不能两全。”
大宅门播出时，距离养母郭榕去世已经22年。后来郭宝昌上了一些节目，每次提起养母都会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，而自己则是“卑劣”和“软弱”。
养母在世时，郭宝昌连总导演都没当过。她没能见到《大宅门》最终的样子，也不会知道儿子会在自己离世以后，涌生出那么多的愧疚心。
送别养母时，三姨告诉他，郭榕留下的最后三个字是“无牵挂”。郭宝昌说：“这是对我的恨，或者说是对我爱极了的恨。”
《大宅门》片头曲的最后一个镜头，是一个年轻人，跪在大门前，低头认罪。
郭宝昌说：“那个年轻人，是我”。他所有的愧疚，都留在了在这一幕。
1969年的大年三十，郭宝昌做了一件，这一生中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事。
那是他在学校牛棚关了一个月放出来的日子，他肚子很饿，花了一块钱点了五碗担担面，却还是没有吃饱。
寒冷的风刮过他的全身，他突然很想知道自己的母亲怎么样了，于是他走回了东华门旧居。到了门口一看，旧居已经改成大杂院，住进去的人都是生面孔。
他只好走去母亲给他准备的前门房子，有人看见，告诉他：“郭榕不住在这，在下四条的简易房“。
他来到下四条，养母正在搬一个箱子。郭榕看见儿子，像看见一个天外来的怪物一样，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好一会，她嘴里蹦出几个词：“没法儿活，没钱，卖箱子” 。
从前大宅门里穿着绫罗绸缎的郭榕，如今就住在一个七平方米的小屋。郭宝昌环顾四周，低矮、简陋，他坐到了门口一张小方凳上。
过了会，养母的语气软了下来，言语中流露着希望儿子回到身边的想法。
郭宝昌想了想，说：“三年前我劝您放弃股息是对的，可您把我赶出了门。回来可以，但你要承认当时不愿意交家产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。”
郭榕喃喃道：“当初的形势……”郭宝昌打断了她：“一定要承认你错了，我才会回来“，说着他拿起包就要走。
养母一把抱住他：“儿子，我养你这么大不容易，我想你，你不能走。我到处打听你的下落，找过你的同学，到你们学院去过。”
养母哭了，郭宝昌又坐了下来，他说：“那好，我可以不走。您说，您错了没有？”养母不回答，只是低着头默默擦泪。
郭宝昌没再理会母亲，毅然推门而去。天已黑了，外面正飘着小雪，他匆匆走向胡同口。
昏暗的路灯照着小雪，郭宝昌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母亲呆呆地站在雪中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。
他终究没有软下心来，转身走出了下四条。
部分图片来源：电视剧《大宅门》
为《大宅门》背后的艰辛创作点【在看】~
本文转载自公众号：往事叉烧（ID：wschashao），作者：楚三郎。叉烧往事，专注于发掘旧时光中的闪光时刻。这里写的都是跟时间有关的故事。时光是个魔术师，当年看似无关紧要的事，却在冥冥之中决定着历史和人生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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